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2021年第3期。
近几个月来，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局势再次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在1月初的一次讲话中，土耳其族的北塞浦路斯当局“总统”埃辛·塔塔尔公开呼吁南侧的希腊族塞浦路斯政府 “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称“’两国解决方案’是两侧人民在岛上和平共处的唯一方式”。
身为“前总理”的塔塔尔，去年10月当选“北塞浦路斯总统”。与一直致力于南北统一的前“总统”穆斯塔法·阿金奇不同，立场亲土耳其的他，主张以“两国方案”取代“联邦方案”。他的当选，被认为对塞浦路斯乃至地中海的未来局势平添了新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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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日持久的南北纷争
塞浦路斯面积仅有9000多平方公里，人口不过100余万，但岛上的政治局势却长期错综复杂。1960年塞浦路斯自英国殖民中正式独立，此时岛上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人口比例约为4:1。为平衡两族利益，塞浦路斯《宪法》规定总统和副总统分别由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选出及担任，两人皆有行政案的否决权；内阁成员则按两族人口比例分配。而与塞浦路斯拥有历史渊源的希腊、土耳其和英国三国，担任协议执行的“保证国”。看似“公平”的协议背后，却是三个“保证国”间的角力：作为前殖民者的英国，为维持对苏伊士运河乃至地中海的控制，仍在岛上保留大块主权军事基地区。而作为塞浦路斯两大族群的“祖国”，希腊和土耳其都将这座名义上的主权独立国家，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
在各自后台的暗中支持下，塞浦路斯两族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纷争，宣传攻势乃至恐怖袭击连绵不断。最终，这种状态被1974年的土耳其入侵所结束：他们迅速占领了岛屿北部超过1/3的领土，并在其扶植下成立了“塞浦路斯土族邦”，随后于1983年更名为至今仍不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塞浦路斯南北分裂局面由此正式形成。
之后，一道由联合国部队驻守的“绿线”将这座岛屿的南北两侧彻底隔开。“绿线”从塞浦路斯首都尼克西亚老城中心穿过，也让这里成了柏林墙倒塌后，欧洲最后一个分裂的首都。直到2003年，“绿线”上的第一个过境点才正式开通。
2004年由时任联合国秘书长主导的“安南方案”，是塞浦路斯问题距离解决最近的一次：它为南北两侧的塞浦路斯人规划了一个“由两个政治实体组成的联邦国家”。然而在公投中，尽管北方的土耳其族选择支持，南方的希腊族却将其否决。那时的希腊族塞浦路斯人，仍幻想按照1960年协议，使全国都重归于希腊族的主导之下。
公投的失败，也让南北两侧携手加入欧盟的努力化为泡影，南侧希腊族政府选择单独加入欧盟。尽管塞浦路斯南北两侧的两族原居民都获得了欧盟公民的身份，但欧盟法律仅仅在南侧实施，也让事实上分裂的北塞浦路斯成为了欧盟法理范围内最特殊的区域。
“鬼城”瓦罗沙的重新开放
去年10月北塞浦路斯大选前，土耳其突然宣布“有限度重开土耳其军队驻守的瓦罗沙禁区”，被认为是土耳其对当时仍是总统候选人的塔塔尔做出的重大支持。而当选后的塔塔尔，随即宣布将逐步扩大瓦罗沙开放的范围。据报导，开放3个月来，已有超过10万名游客访问了这一曾经戒备森严的禁地。
瓦罗沙曾是闻名欧洲的海滨度假区，被誉为“地中海的宝石”。豪华度假村林立，从政商名流到影视明星，纷纷来此休闲度假。1974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当地希腊族居民和各国游客闻风在几小时内匆忙撤离，给占领军留下一座空城。1984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550号决议，禁止将原居民之外的人迁入瓦罗沙，彻底阻止了土耳其的移民计划，也让瓦罗沙从此变为“鬼城”。
正因如此，无视安理会决议，重开瓦罗沙的行为，立刻遭到了联合国和世界多国的反对与谴责。塞浦路斯总统尼科斯·阿纳斯塔西亚德斯称这是”史无前例的挑衅”。
瓦罗沙的房产大都属于希腊族塞浦路斯人，但自1974年至今，原居民却始终不被允许重返家园。日前北塞浦路斯方面突然表示，将“尊重”原居民对这些房产的权利。这无疑给（南）塞浦路斯政府出了新难题：比起空泛的“瓦罗沙主权归属”，大多数希腊族原居民只在乎自己能够重返家园。一旦希腊族原居民默认了北塞浦路斯当局对瓦罗沙的统治，便意味着（南）塞浦路斯对其的收回将变得毫无可能。
埃尔多安的野心
奉行“大土耳其主义”，外交立场一向强硬的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被认为是北塞浦路斯此次大选结果最大的幕后推手。埃尔多安一直企图完全控制北塞浦路斯，因此他大力宣扬“两国方案”，对支持“联邦方案”的阿金奇始终不满。阿金奇曾多次指控埃尔多安干预北塞浦路斯大选——北塞浦路斯领导人公开指责土耳其总统，前所未有。
埃尔多安对塔塔尔的支持，不仅限于“重开瓦罗沙”。在去年11月塔塔尔当选伊始，埃尔多安就高调访问北塞浦路斯，参与纪念“北塞浦路斯独立37周年”活动，并再次申明了他对“两国方案”的支持。
在近日塔塔尔对安卡拉的回访中，媒体登载的会见现场被认为涵义深刻：照片中，埃尔多安居于中央，塔塔尔与一起出访的“副总统”则分坐埃尔多安两侧，犹如员工聆听老板训话；而他们背后只见土耳其国旗，却没有“北塞浦路斯国旗”。根据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北塞浦路斯应是与其平等的主权国家，然而这一毫不顾及外交礼仪的安排，则无疑展示了埃尔多安对塔塔尔政府“完全控制”之意。
在对希腊的外交政策上，埃尔多安同样展现出了无比强硬的一面：无论是先前的地中海油气争端，还是之前将对希腊和东正教都有重要意义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博物馆强行改建为清真寺，都被认为是对希腊的公然挑衅。
大国的角力场，世界地缘政治的交汇点
塞浦路斯位于地中海东部，它的西侧是希腊/欧盟，北侧是土耳其，东南侧是以色列，东侧与南侧则被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包围。再加上前殖民者英国，“北约盟主”美国，以及同属东正教文化圈的俄罗斯，塞浦路斯可谓处在“世界地缘政治的交汇点”。
此前塞浦路斯问题的谈判，一直在“5+1”框架下进行，即南北双方，三个“保证国”（希腊、土耳其、英国），再加联合国。由于土耳其与希腊立场上的根本分歧，多年来谈判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最后一次谈判在2017年破裂，这也成了土耳其和北塞浦路斯塔塔尔政府拒绝继续在“联邦方案”框架下谈判的理由。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提交给安理会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他计划在各方同意后举行新一轮“5+1”谈判。1月11日，联合国塞浦路斯问题特使简·霍尔·卢特访问了塞浦路斯，分别同南北两侧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这是继去年12月以来第二次类似的会晤。但从会后两侧分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看，“联邦方案”与“两国方案”之间的根本分歧依旧难以调和。
而在“5+1”之外，美国，俄罗斯，乃至法国及欧盟，同样对插手希土争端及塞浦路斯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1月4日，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查德·沃尔夫表示，将在塞浦路斯设立一间陆地、公海和港口安全中心（CYCLOPS）。这个耗资500万美元设立的中心，将帮助地中海东部地区和中东国家的官员培训有关边境、海关、海事和网络安全的最新技术。他称该中心是美国重新参与东地中海地区以及”美国和塞浦路斯共和国之间牢固关系”的重要成果。
几乎同一时间，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猛烈抨击即将离任的美国国务卿彭佩奥，称他正在“离间”俄罗斯与希腊和塞浦路斯的传统关系。由于同属东正教文化圈，俄罗斯与希腊及塞浦路斯一直保持着深厚的传统友谊。俄罗斯始终支持希腊族塞浦路斯政府的领土主张；而在地中海油气勘探、爱琴海领海宽度等希土争议的问题上，俄罗斯也坚定站在希腊一边。然而北约成员国的身份，使得希腊在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部力量的干预。
2018年，希腊当时执政的，亲北约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政府曾驱逐两名俄罗斯外交官，并禁止另外两人入境。俄罗斯外交官被指控试图贿赂希腊官员，干涉希腊内政。而随着2019年中右翼新民主党政府上台，发展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非北约成员关系成了希腊外交的新方向。希腊与俄罗斯两国外长分别在2019与2020年成功实现互访，被认为是两国关系恢复的标志性事件。
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关系极为复杂。两国在爱琴海、叙利亚、纳卡地区等问题上的立场分歧长期难以调和，这使得两国关系在2015年土耳其击落俄军战机时一度达到最低点。然而近日土耳其不惜被美国制裁也要采购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则无疑显示出埃尔多安将俄罗斯视为北约之外的重要伙伴。而俄罗斯方面，也希望通过土耳其，在中东及地中海地区重新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希腊近日宣布，将在3月25日隆重庆祝希腊独立战争爆发400周年暨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独立200周年，这被认为是希腊对去年以来的土耳其挑衅的强硬回应。
俄罗斯总统普京，自然是希腊邀请的座上宾。而即将与普京一起参加希腊独立日庆祝活动的，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作为欧盟与北约的“双重盟友”，法国与希腊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近日希腊国会朝野各党以近乎全票批准了花费35亿欧元，采购18架法国造“阵风”战斗机及配套的导弹的计划。这些武器将被用于“加强武装部队的威慑力”，此举被广泛认为是针对日益增长的土耳其威胁。
在包括“先知穆罕默德漫画事件”等一系列双边冲突和地区冲突下，法国与土耳其两国关系在2020年一度严重紧张。然而就在近日，埃尔多安与马克龙互致了新年贺信，显示了两国关系回暖的迹象。马克龙罕见地用“亲爱的塔伊普”称呼埃尔多安，甚至在信中使用了部分土耳其语。他强调了土耳其对欧洲的重要性以及发展积极关系的必要性，并建议在“双边磋商、恐怖主义、叙利亚和利比亚等地区问题以及教育领域”等方面开展合作。
两国关系的突然反复，既展示了马克龙在英国脱欧后急欲巩固法国的欧盟领导者地位，也显示了埃尔多安在深陷疫情与经济双重危机的当前，希望修复同法国乃至欧盟的关系的急切盼望。
右转的塞浦路斯，两族渐行渐远
塞浦路斯争端，其原动力大多源于背后的大国操纵。旷日持久的纷争背后，身为普通民众的塞浦路斯人，其实并非很多人想象中的那般敌对。
1974年前，塞浦路斯两族居民世代混杂居住，教堂与清真寺并立于同一村庄，甚至两族通婚都不鲜见。他们的关系，就如英国作家维多利亚·希斯洛普在小说《日出酒店》中描写的那样，几乎融为一体。而即便是在塞浦路斯分裂40多年后的现在，两族依旧对对方保留着认同感。
笔者曾于2016与2020年两次前往塞浦路斯，就身份认同问题采访过多位当地民众。一位希腊族当地大学老师明确表示，他的身份认同只有“塞浦路斯人”。比起相隔地中海的希腊人，他只把塞浦路斯人当作自己的同胞，无论对方是希腊族还是土耳其族。
他的观点，几乎代表了笔者在塞浦路斯遇到的所有人，希腊族与土耳其族皆是如此。甚至有多位塞浦路斯年轻人表示，他们曾经谈过“跨越边境和民族的恋爱”。而比起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塞浦路斯人（无论希腊族还是土耳其族）也明显更加世俗，对于两族间历来的宗教信仰差异也更不在乎。
然而主张“两国方案”的塔塔尔在北塞浦路斯大选中胜出，则无疑显示了北塞浦路斯民众正经历一场急剧的“右转”。在疫情、地中海争端、土耳其干预等多重作用下，塞浦路斯两侧居民的互不信任急剧加深，预示着“民族”或许会取代“国族”，成为未来塞浦路斯人的主要认同。
但与此同时，北塞浦路斯反对塔塔尔，希望重回“联邦方案”的势力同样不容小觑。去年大选中，塔塔尔领先阿金奇的票数只有3%。而在近日的总理选举中，塔塔尔所在的民族团结党，更是经历了三轮投票，又联合了另外两个政党，才勉强达到组阁的半数门槛。这种局面，是否会造成北塞浦路斯社会的新一轮撕裂；支持“联邦方案”与“两国方案”的民众之间，是否会产生新一轮冲突，仍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