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浦路斯：高墙下的地中海明珠（下）

自2020年初第二次到访塞浦路斯，开车遍游过这座至今仍然分裂的国家后，就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将一路上的触目惊心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

在我们所有的需求与欲望之中，「和平」永远是最值得珍惜的东西。

本文首发于《孤独星球》杂志2022.3月号。

这是文章的下半部分，点击这里阅读上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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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朝圣的“圣地”

历史总在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2016年那次塞浦路斯旅行走得匆忙，特别是因从北侧入境而无法进入南侧，留下了太多遗憾。2020年1月，拿到最新一张申根签证，我立刻买下去塞浦路斯的机票。彼时国内的疫情已爆发，而万里之外的地中海尚享受着暴风雨前最后的平静。

飞机降落在拉纳卡（Larnaca）机场。自尼科西亚机场被围入“绿线”中而废弃，这座位于东南海岸的小城便成了塞浦路斯南侧对外通航的最主要地点。地中海湿冷的2月是塞浦路斯的旅游淡季，我也得以用约合区区每天40元人民币的低价租到一辆两厢小车。

在我计划探访的地点中，距离最近的是乌姆·哈拉（Umm Haram）的陵墓，就在机场旁。墓主人是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一位世伯母，也是他的追随者之一。相传年迈的她在随夫征服塞浦路斯后，因意外从所骑驴上摔下而客死他乡。颇讽刺的是，这个偏居如今希腊族区一隅的地方，却是全岛最重要的伊斯兰圣地。在若干篇文献中，它的重要性高居全球伊斯兰圣地第三（或第四），仅次于世人皆知的麦加、麦地那（及耶路撒冷）。

陵墓坐落在拉纳卡盐湖（Larnaca Salt Lake）边。湖面碧波荡漾，成群的火烈鸟嬉戏其间。比起它的地位，陵墓的规模小得让人难以置信：尚算略有气势的正门牌坊之内，只有一间狭小的墓室，垂下的绿色帘幕环绕着唯一的棺椁。隔壁是一座简单的小清真寺，唯一的宣礼塔孤独耸立，类似规模与形制的清真寺在北塞浦路斯比比皆是。

一个中年男人走来，向我挥手执意，自顾自地介绍起这里：

“她是位善良的女人，非常非常善良。不只是我这么说，曾经希腊族也这么说。我们土耳其人叫她‘苏丹阿姨（Aunt Sultan）’。你知道的，‘苏丹’的意思是‘国王’，是我们对一个人最崇高的称谓。”

男人叫穆斯塔法，生在拉纳卡，内战后曾随家人移居北侧，直到几年前重新回到家乡，做了这里的管理者。只是这座“圣地”，似乎并没有人来此朝圣。

“平时会有人来这里礼拜吗？”我问他。

“有的，当然！不过大多都是外国劳工，像是巴基斯坦人，孟加拉人……拉纳卡现在基本没有土耳其族了。”

“现在，土耳其族，北边；希腊族，南边。都分开了。”他用两手比划着“分开”的动作。“但你要知道，战争前我们大家都住在一起，甚至是同一座村子里。”说着，他将两手又猛地交握在一起，发出“砰”的一声。

“我们曾经是朋友，全都是朋友。”他说道。

这句话让我感到无比熟悉。英国作家劳伦斯·杜雷尔（Lawrence Durrell）曾出版过一本记录他上世纪50年代在塞浦路斯生活的书《苦柠檬之岛》（Bitter Lemon of Cyprus），那时塞浦路斯尚未分裂。他的一位当地朋友曾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塞浦路斯很小，而且我们大家都是朋友，虽然彼此很不一样。这就是塞浦路斯。”

“现在还有那样的地方吗。我是说，希腊族和土耳其族还是朋友的？”

“都没了。”他怅然地摇头，“就只剩下皮勒（P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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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勒，一座矛盾的村庄

第二天一早，我驱车去往皮勒。村子就在拉纳卡城外不远处，从地图上看，大部分都被包在“绿线”中——这是“绿线”上为数不多外人可以进入的地方。

联合国的蓝色旗帜挂在村口，街上冷冷清清，店铺的招牌可以明显区分出店主的族群——土耳其族把这里叫做“皮勒（Pile）”，希腊人则称“皮拉（Pyla）”。就连上面印的手机号也有明显不同：土耳其族大多使用北侧的电话卡，电话区号与土耳其相同，而他们的基站就建在不远处土耳其军队控制的那座山顶，紧贴正对着山下虎视眈眈的哨所。

村里有两座咖啡馆，分别属于希腊族与土耳其族。其实追溯起历史，希腊族喝咖啡的习惯同样源自奥斯曼统治期间的土耳其人。然而如今的皮勒村，两座咖啡馆各自的顾客却已完全是泾渭分明。

“所以你们跟土耳其族是什么关系，像是……朋友？”我问希腊族咖啡馆里一位在下双陆棋的老人，想确认前一日穆斯塔法对我说的话。

“朋友？”他发出轻蔑的笑声，“不不，我可没把他们当朋友。土耳其族太狡诈，他们都是天生的生意人。”他的情绪愈发激动起来，下意识地伸手对着土耳其茶馆的方向用力指指点点:“他们竟然还在村里开了家赌场！政府也不管，这像话吗，真把这里当成北边了？”

大概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他稍停顿了一下，接着缓缓补充道：“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确一直生活在一起。土耳其人是侵略者，我们的敌人，但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不是。小时候，我们经常一起踢球，但有时也会打架。不过现在，我不会再让我的孩子去跟土耳其族小孩玩了，太危险了。他们的学校，土耳其来的老师，教给孩子仇恨我们。太坏了，他们太坏了。”

他说的“土耳其学校”就在村中。就如我在土耳其见到的每一所学校的布局：国旗随风飘扬在校舍门前，旁边立着一尊“国父”凯末尔的塑像——当代土耳其人强烈的民族认同，正是由他一手构建起的。土耳其与塞浦路斯共和国并没有建交，因此这面土耳其国旗，可能是在塞浦路斯南侧唯一的正式存在。

那天是周末，学校空无一人，因而我无法了解这里的老师究竟是否会教给学生“仇恨希腊族”。但当逛完整座村子，有一点我非常确定：村中并不存在明确的“希腊区”或“土耳其区”，两族在此完全是交杂而居。我甚至在希腊族的东正教堂正对面，看到了一家土耳其族经营的服装店——这让我想到《老子》中描绘的那个场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假如老人所说是真，那么这般两族仍交杂居住的情形，或许暗示着：在不久以前，两族还曾是比现在亲密得多的关系。

离开皮拉前，我爬上村口欧盟出资修复的那座威尼斯时期塔楼房顶，近前的清真寺宣礼塔与远处东正教堂的钟楼得以同时收入眼中。“不是朋友”却也“不是敌人”——这个充满矛盾的叙述，却仍在让我困惑着：世代共同生活在这里的他们，现在到底算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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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当地人的聚会

传播最快的东西有两个，除了山火，就是流言蜚语。

塞浦路斯俗语

我想听到更多塞浦路斯普通人的声音，因此当时隔三年再回尼科西亚的时候，我又打开了“沙发冲浪”网站。这次，我报名了一场当地沙发主的定期聚会。为了方便那些无法跨境至南侧的移民和留学生，每次聚会的地点都会选在“绿线”以北，这次也不例外。

除了“方便北侧移民”，总选在北侧聚会也许还有一个原因：酒价低廉。为吸引游客而设置的低廉酒税，让这个传统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却成了地中海周边买酒最便宜的地方之一。甚至连酒精含量达90度以上的纯苦艾酒（Absinthe）这类在欧盟禁售的烈酒，在这里也可以轻易买到。

聚会的酒馆，就开在穿越“绿线”的莱德拉宫（Ledra Palace）检查站旁。“莱德拉宫”曾是一座酒店的名字。老城西墙外这座犹太风格建筑，自1949年落成直至1974年内战爆发，一直是尼科西亚最大、最豪华的酒店之一。然而内战中，因刚好地处尼科西亚中心，酒店周边成了战事最激烈的地方，“莱德拉宫”也变成了尼科西亚版的“日出酒店”。

“当救援行动最终到来时，380名男子、妇女和儿童已在尼科西亚莱德拉宫酒店被困了30个小时。外面战斗肆虐，他们没有水、电力或食物。”当年的新闻如此记载。

战后，被划入“绿线”中的莱德拉宫酒店被联合国接管，成了驻军的办公与居住场所，也是两侧多次举行会晤的地点。而如今的建筑两侧，又分别成为了同名过境点南北各自的入口。

我从南侧过境去北侧。检查站入口处摆着几块巨型展板，控诉“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侵略”；对面的出口则针锋相对用英语写着“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万岁”。

小酒馆里人声鼎沸，参加聚会的大都是本地的老熟人。希腊族中年男人潘德利斯是聚会的组织者，身为大学老师的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透着一丝属于学者的优雅。我找了个机会向他请教道：希腊族塞浦路斯人与希腊人之间，生活习惯上是否会有所不同？

“那可太多了。”他回应说，“从说话的口音，一些词语的用法，到各自的饮食和生活习惯，都非常不一样。”

一旁的土耳其族小哥詹图也插进这个话题来：“我们和土耳其人其实也很不同啊……要说我们跟土耳其人区别有多大，我倒觉得……不如说我们跟塞浦路斯的希腊族更像一点！”

听到这个夸张的比喻，大家喜笑颜开，纷纷点头表示确实如此。

“那么你们各自的宗教呢？”我追问。在土耳其和希腊旅行的时候，我都深切感受到当地人对各自宗教的笃信。

“说实话，我不觉得我们很信教。”詹图反问我，“你觉得我算穆斯林吗？”

“过节的时候，我也会跟家人去清真寺。但是……”他举起面前的酒杯示意，“你看我喝酒，有时还吃猪肉，我不觉得我算穆斯林。不过，希腊族好像信教的多一点。”

“我们也没有很信教。”潘德利斯接下他的话，“其实差不多，我也只是偶尔去教堂，但绝对不是每周去礼拜那种。”接着，转过头来对我说道：“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区别，真的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大。我们两族之间，谈恋爱甚至结婚都很常见。”

“你跟我们希腊族姑娘谈过恋爱吗，年轻人？”他问詹图。

“嗯，的确曾经有过一个……”詹图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

我对他们讲起自己在皮拉村有些不同的所见所闻。“当然会有矛盾。”潘德利斯回应道，“任何人都会有矛盾，我跟我老婆有时还吵架呢。可那些政客，不管是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却希望我们互相仇恨对方。”

“不幸的是，让这些子虚乌有的仇恨传播开来，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我们塞浦路斯有句俗话：‘传播最快的东西有两个，除了山火就是流言蜚语。’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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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肯哲拉尔村，“我是塞浦路斯人”

阿肯哲拉尔(Akıncılar)村位于塞浦路斯岛中央的腹地，然而这里却也是“北塞浦路斯”最偏远的村庄。村庄四面几乎都被“绿线”重重包围，只有东北侧唯一的道路联通外界。曾经这条路还会穿过埃尔詹机场旁的土耳其军事基地，因此直到几年前绕过军事基地的隧道通车，外国人才得以自由前往这里。

我开车行在通往村子的那条路上，一路上两侧尽是雨后郁郁葱葱的绿地，空气清新，视野开阔。地图显示，我的左右各自100米开外应当就是“绿线”的边缘了。然而“绿线”在此处似乎消失了，没有任何标记界线的物品，我甚至能清晰望见一公里外属于南侧管辖的那座村庄。

我不知道如果此刻我转向驶下这条公路，沿两侧无数尚有痕迹的那些土路驶往另一侧，会发生什么？是会被突然冒出的军人逮捕甚至追击；还是什么都没发生，就这样长驱直入驶进南侧领地？

眼前这座阿肯哲拉尔村，只是一座像是几近被废弃的定居点。破败的民居稀稀落落排布在山前的空地，夹杂着各种残垣断壁的房屋遗迹。被涂得花花绿绿的铁制风车在村口有气无力地摇摆着，构成了全村最艳丽的一抹色彩。

我径直开到道路的尽头，一道只有半人高的石砌矮墙挡住了前方的路，墙上有一座并没有人值守的岗亭，旁边歪歪扭扭摆着一排用作路障的旧油桶。从地图上看，这里距离南侧本应相邻的那座林匹亚（Lympia）村只有不足100米距离。透过稀疏的树丛，我甚至能看见对面的电线杆。

回头折返，不远处有座活动中心，希腊式的廊柱建筑焕然一新，与村中其它破败建筑形成鲜明对比。几位中年女士正在这里学习手工制作，一旁放着她们已经完成的十字绣作品。

她们的老师同样是位中年女士，讲着一口令我惊讶的流利英语。“你应当来看看这个。”她打开旁边屋子的小门，里面密集地堆着一块块挂有黑白照片的活动展板。展板上落满灰尘，似乎应是很久之前某次展览的遗留。

“我出生在这里。小的时候，村里有5000多人……这张照片是村里的学校；这张是每周末都有的市场，这张是村里的足球队。”她费力地拨开展板，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着每张照片的内容。“但是战争以后，大家都走了，现在只剩下不到300人。”

“我去尼科西亚读了大学，又在外面工作了很久。但我还是会想念这里，所以我回来了。刚刚你看到的学生，她们都是留在村里的人。她们年纪大了，跟年轻人一样出去打工就太辛苦了。我想让她们学会点技能，这样在村子里也能赚到钱。”

“这真是一项伟大的工作。”我感叹，“你说生在这里，所以你是土耳其族对吧？”

“不。”

“难道是希腊族？”她的否认让我惊讶不已。

“我是塞浦路斯人。”她答道，“我讲土耳其语。但我不是土耳其族，也不是希腊族。我生在这座岛上，我是塞浦路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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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旅程的最后，我再次回到尼科西亚，跟朋友约在北侧市中心的“汉堡王（Burger King）”见面。这是北尼科西亚目前唯一一家国际连锁餐厅，有趣的是，在我2016年第一次来此的时候，同一位置还叫“汉堡城（Burger City）”——这个充满山寨气息名称，其实同样是‘汉堡王’在经营。只是因为国际制裁，他们的国际商标无法在“北塞浦路斯”合法使用。

作为“正统塞浦路斯”的南侧，对北侧一直进行着全方位封锁，世界各国都不被允许同北侧直接通商或通航，连在北侧“使用商标”都不行。时至今日，“北塞浦路斯”对外所有的人员流动与货物贸易，仍只能通过土耳其中转。

“所以你们这回终于能‘抬头做人’了吗？”我指着餐盘上的“汉堡王”商标笑问朋友。

“难道你不知道？这才没多久，我听说他们已经顶不住南边的压力，又要改回去啦！”他无奈地摇着头，“整天只会改来改去，‘全球化’跟我们没有半点关系，我看不到这个小地方有什么未来！再过一阵子，我准备去德国工作了。你知道的，那边有很多土耳其人。”

身为北侧居民的他，却同时也是南侧护照的持有者。这让生在这个“最不全球化”地方的他，却同时也能享受到“最全球化”的欧盟公民权利。

塞浦路斯加入欧盟的2004年，其实也曾是距离结束岛上分裂状态最近的一次。由时任联合国秘书长主导的“安南方案”，试图将南北两侧所有塞浦路斯人，都归于同一个“由两个政治实体组成的联邦国家”之下，并同时加入欧盟。然而在公投中，尽管北方的土耳其族大多选择支持，南方的希腊族却将其否决——那时的希腊族，仍期盼着按照1960年独立时协议，让全岛都重归于他们的主导之下。

公投失败的后果是，南侧单独加入了欧盟，与仍被国际孤立的北侧渐行渐远。而那本薄薄的欧盟护照，成了北侧居民能享受到的唯一福利。

在我离开塞浦路斯仅仅几天后，突如其来的疫情便席卷了整个地中海乃至全世界，而“绿线”也自2003年重开后第一次彻底关闭。在这段特殊的“隔离岁月”中，岛上经历了再一次“极速右转”：主张两族和解的北侧原“总统”连任失败，受土耳其支持，高呼“两国分治”的继任者走马上任。

我不知道在塞浦路斯遇见的那些朋友们，他们在此番投票中都做出了怎样的选择。但看起来，这似乎并不是那个他们所期待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