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yhood，”世界最危险街区“里的少年剧团

2020年初春，我在罗马尼亚旅行。首都布加勒斯特的繁华与舒适，让我很难把这里同欧盟最贫穷的国家联系到一起。“布加勒斯特有穷人吗？”我终于忍不住，问在这里生活的中国朋友。

“他们在南边，一个叫Livezilor的地方。”朋友看出了我的心思：“但你别去，那里太危险了，都是吉普赛人。吸毒，犯罪，什么都有。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从没去过那里。”

我又找到罗马尼亚朋友，想了解更多那边的信息。如果说中国朋友的语气还只是略有恐惧，这位土生土长的布加勒斯特汉子，则丝毫不掩饰他的厌恶：“你去那种吉普赛佬的地方干啥！不要命啦？”

第一次听到“吉普赛人”这个字眼，还是在电视里对西班牙弗拉明戈舞的介绍中。我曾以为，发明了弗拉明戈舞的他们，不过是欧洲一个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罢了。然而到了欧洲，才发现平时处处号称“平等与包容”的欧洲人，却独独对这个外来民族厌恶到骨子里。“小偷”“骗子”“乞丐”，是我听到的最多对他们的形容。

事实上，“吉普赛人”（Gypsy）本身就是一种蔑称。这个叫法源于“埃及人”（Egyptian），起因是欧洲人以为这群棕色皮肤的人来自埃及。可他们真正的老家是东方的印度，正确的称呼应该是“罗姆人”（Rom）。这个以“流浪”为信条的民族，千年前一路从印度漂泊到欧洲，却始终固守自己的生活方式，拒绝一切融入当地社会的可能。他们常没有“正经工作”，主要靠手工艺、歌舞与占卜为生，其中也不乏鸡鸣狗盗之徒，而这也导致了很多欧洲人对他们恨之入骨。

两年前，在北马其顿首都路口等红灯时，我曾与一位带着三个孩子的罗姆妇女不期而遇。她举着一块脏兮兮的抹布冲来，不由分说就开始给我的车擦玻璃。我被这“强买强卖”吓得魂飞魄散，连忙摆手阻止她的疯狂举动。然而，我从不知道那些罗姆人住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那个被近乎妖魔化的Livezilor，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值得我去一探究竟吗？

把Livezilor输进搜索引擎，蹦出来的第一个网页，是一位瑞典记者在2015年花3个星期深入其中调查后的报导，其中丝毫没有掩饰这里环境之恶劣，毒品之猖獗。而第二个网页，更是这里“荣登”一家英国媒体评选的“世界10大最危险街区”第3名——这个结果，已足以让我倒吸一口凉气。

然而第三个网页却让我眼前一亮：这里居然有一家名为Playhood的剧团，成员全部是这个街区的少年！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为何会组建这样一家剧团？我终于找到了必须要去一次Livezilor的理由。

给剧团的Facebook主页留言，怕没人懂英语，还特意把消息用软件翻译成罗马尼亚语又发了一遍。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回复，居然还是极其标准的英语。对方告诉我，他们就在Livezilor街区里的某个地址，当天下午就有排练，欢迎我去参观。而关于我对“去那里是否安全”的疑虑，他的答复很简单：来吧，白天没事。

半信半疑的态度，我踏上了开往Livezilor的电车。下车以后，还需要穿过大半个Livezilor街区才能到达他们的地址。说实话，一路上除了街道脏一些，楼房破一些，其它并不像是我想象中危机四伏的贫民窟：孩子们在踢球，欢声笑语传遍整个街头。他们看到了我这张陌生的脸孔，争先恐后地对我喊着“Hello”。

网上跟我对话的先生，带我走进一座（大概是整个街区最整洁的）公寓楼。院子门口那扇厚重的大铁门，把这里同外界完全隔离开来，也提醒我：门外的世界，也许并不像我刚刚看到的那样美好。

他说着同网上一样流利的英语，却有一张完全不像罗姆人的脸，而年龄就更不像“少年”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幸好他及时的自我介绍，解答了我的全部疑问。

他叫Ionut，来自北边的城市锡比乌。在罗马尼亚最著名的戏剧学院拿到硕士学位后，他曾做过演员，后来便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帮这里的孩子组建Playhood剧团。与他一起“并肩战斗”的，还有他的未婚妻Madalina。谈到自己的初衷，Ionut说得”感谢”之前看到的一段网络视频：其中的主角，一位来自Livezilor的罗姆少年，在没有任何专业指导的情况下，却展现出惊人的表演天赋。那时的Ionut，跟大多数罗马尼亚人一样，提到Livezilor和罗姆人，心中只有恐惧与厌恶。然而那一段视频彻底改变了他，他开始有意识接触Livezilor的孩子们，直到把“帮助他们”作为自己和女友的人生主题。

“所以Livezilor的居民都是罗姆人吗？”“其实也不尽然，也有一些其他族群。但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悲惨的故事。”Ionut打开了他的话匣子。

Livezilor曾是布加勒斯特最早的工业区，自19世纪末至上世纪80年代“东欧剧变”的近百年时间里，这里一直都是产业工人的聚居地，繁荣而又祥和。随着前社会主义政府倒台，这里的国营工厂也失去竞争力，纷纷倒闭。“下岗工人”们先后搬离，去别处另寻出路。昔日热火朝天的Livezilor，逐渐变成了一座如美国底特律一般的“工业废城”。

而在社会主义政府期间被强制上学和分配工作的罗姆人，也迎来了他们的“自由”——其中很多人被新社会抛弃，而房租足够低廉的Livezilor就成了他们的乐园。“你相信吗，就那座楼，20欧元就可以租一整个月！”Ionut指着窗外那幢典型“赫鲁晓夫”风格的老工人宿舍楼说。

拥挤，混乱的居住环境，超过80%的失业率，让这里自然成为了毒品与犯罪的天堂。唯一没有的犯罪是入室盗窃——因为他们家里实在没什么可偷的。很多人把几乎所有收入都用来买毒品，除此之外唯一的“娱乐”就是生孩子，生一大群孩子。

政府早就对这里彻底放弃，不再提供任何公共服务：电线是居民私拉的，自来水根本没有，垃圾遍地，发出阵阵恶臭。学校仅在理论上存在：家长把孩子送去学校，他们会接收，但很多家长根本不愿意孩子去上学。在他们看来，养孩子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尽早出去赚钱（无论是靠正经工作还是犯罪），好供养自己吸毒。

即便有幸去了学校，孩子们接受的教育也极其荒谬可笑：据Ionut说，学校只教给他们31个罗马尼亚字母的读音，好让领导检查的时候，让学生装作能够“流利朗读”一篇课文。但学校并不教给他们每个单词的含义，因此他们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读什么。甚至有上了初中的学生，还不会正确地读“201”和“2001”！

因此，比起“剧团”，Ionut更喜欢称Playhood为“少年社区组织”。事实上，为了让孩子们看懂表演的剧本，他不得不像小学老师那样，从零开始教这群大多已十几岁的少年最基本的文化知识。他忆起刚来这里的时候，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街头跟孩子们搭讪，问他们想不想来做点“有意思的事情”。

没想到，他遇到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孩子本身，而是他们的家长。在那些家长看来，任何阻止孩子早早出去赚钱的事，都是不务正业。“这种情况，直到Playhood开始接到有偿演出的邀请，孩子们也有了收入，才变得好一些。”Ionut苦笑着说。

现在，已经有20多个Livezilor少年加入了Playhood。这间不足30平米的出租屋，不仅是Ionut和Madalina的小家，更充当着Playhood的工作室。客厅兼厨房是孩子们的“教室”，而狭小的卧室则是他们练习的场所。这天下午，有4个孩子在这里。

带这群贫民窟少年演出，他们中的大部分又都是罗姆人，会遇到麻烦吗？Ionut的回答印证了我的猜想：他回忆起曾带他们参加一场观众众多的演出，结果在他们下车走到舞台的区区100米里，就遭到了无数歧视与侮辱。观众冲他们吹口哨，喝倒彩，大喊歧视的语言；更有甚者，直接朝他们吐口水。

那场演出是Ionut精心设计的一个暗喻：一群人，每人都举着红牌子，只有一个人孤单地举着蓝牌子。很显然，他遭到了所有人的疏远，陷入了迷茫与彷徨。最终，他无奈地扔掉了自己的蓝牌子，举起了一张与他人毫无二致的红牌子。

这何尝不是Livezilor的现状？先前大多对罗姆人的“帮助”，都是想让他们掌握现代工作技能。的确，有一些罗姆人走上了这条路，甚至变成“成功人士”。但融入了现代社会的他们，很多却从此以自己的同胞为耻，甚至再也不承认自己是罗姆人。在Ionut看来，所谓“融入”，绝不应伴随着对自身少数者文化的无情抛弃。他希望可以挖掘罗姆少年民族传统中的演艺天分，加以科学与现代化的指导，从而让他们在演艺中找到自我与自信，做一个“骄傲的罗姆人”。

可惜，短短一场表演，远不能改变人们心中千百年来的成见。演出结束，他们依旧在一片倒彩声中黯然离场。但有一位老妇人，专门到后台找到他们，眼含热泪，同他们一个个拥抱。她说，那场演出彻底改变了她大半辈子以来的认知。讲到这里时，我看到Ionut的眼中满是希望。

现在，距离Ionut萌生帮助Livezilor孩子的想法，已经过去了3年。他的第一批成员大多都已“毕业”，其中有好几人，在布加勒斯特的剧团里找到了正式工作，甚至有人在罗马尼亚最著名导演的电影里谋到了一个角色！

“但是，也有人没能最终走向正途。就在上周，我们一个成员被关进了监狱。”Ionut遗憾地说。

Playhood的成员们用一场台词合练欢送我的离开。尽管听不懂他们说的每一个字，但我依旧能感受到他们飞扬的情青春与自信。我本想去对面那座几乎成为Livezilor象征的老工人宿舍楼拍几张照片，但Ionut阻止了我。他说过去几年里，有太多猎奇者去那里拍照，其中有人根本是把那里的居民当成动物。因此曾经发过好几起外来者被居民攻击的事件，特别是那些吸了毒的居民。他不想让我受伤害，也不想让那里的居民受伤害。

但他和Madalina还是陪我去那里转了一圈。我看到的景象，同之前在网上别无二致：垃圾遍地，充满绝望。而这里，就是刚刚那群排练时神采飞扬的孩子一会要回的家。那些在楼下徘徊着，眼神迷离的瘾君子，就是他们的父母和家人。我从见过哪里，“希望”与“绝望”的距离是如此之近。

一辆警车闪着警灯呼啸而去。Ionut愤愤地说：你觉得似乎有警车在巡逻？不，他们只是例行公事。如果你报警说有人在打架或是吸毒，警察不仅不会管，反而会给你开罚单！这就是Livezilor的现状。

后记

离开Livezilor后的近一年里，我一直通过Facebook默默关注着Playhood孩子们的近况。跟欧洲很多国家一样，在我离开后不久，罗马尼亚整个社会就因疫情而几乎陷入停滞，自然也包括演艺行业。幸好，Ionut带着孩子们，在Tiktok和网络直播中找到了新的舞台。

他们依旧挤在那间小出租屋里，不知何时才能达成“换个更大的工作室，把成员扩充到30人”的心愿。

Ionut依旧毫不留情批评政府、，尤其是教育方面。他跟Madalina甚至给罗马尼亚总统写过一封公开信。信中他贴了一张照片，内容是一座停工已久的学校工地。他质问政府，何时能让孩子得到应有的教育，就如总统在竞选中承诺的那样，“打造一个人人受教育的罗马尼亚”。

本文首发于《看世界》杂志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