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阿布哈兹系列游记中的一部分，首发于《看世界》杂志2021年第20期。
另外两部分请见：《阿布哈兹，一个不存在的国家（上）》与《（下）》
不期而遇的“国庆”
站在满大街身着盛装，挥舞着阿布哈兹“国旗”的人群中，我踮起脚探着头，努力向前张望。还是无法相信，这是前一天那个冷清得让人忧郁的城市。
此刻是2017年的秋天，我正在阿布哈兹的“首都”苏呼米旅行。阿布哈兹（Abkhazia）法理上是格鲁吉亚的一部分，然而自格鲁吉亚从前苏联独立以来，这座曾经的格鲁吉亚自治区便陷入了长久的战火与分裂中。如今的阿布哈兹，尽管自最初宣布“独立”已过去20多年，但依旧只有俄罗斯和其余少数几个国家承认它的存在。除了俄罗斯人，几乎没有游客会访问这里，甚至世界上大多数人根本都不知道这里的存在。
而这座苏呼米，尽管有“首都”之名，但人口竟只有6万余，甚至比不过中国的乡镇。前日我曾沿着海边闲逛，宽阔的街道上几乎看不见人影，只有那些不断映入眼帘的残破废墟，似乎依旧在提醒着战争给这里留下的创伤。
可今天——5分钟前，刚起床的我还只是想找个地方吃早餐。然而刚出门，就发现似乎一切都变了：不知哪里冒出来的人潮与车流，把通往市中心的路挤得水泄不通。甚至就连那些穿着花裙子与拖鞋，平日在高加索地区难得一见的罗姆人（即“吉卜赛人”）也出现了，抓着一大把五颜六色的气球沿街兜售。
路人兴奋地冲我喊“Hello”，可竟没有一个人能用英语告诉我发生了什么。直到我终于拦到一个大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朝人流涌向的地方挥舞，努力搜刮着自己掌握的英语单词：“今天，我们的国庆，去公园！”
9月30号，来到阿布哈兹的第三天，我竟赶上了他们的国庆。确切说，是“独立日”。
年轻人指的地方，地图上名为“胜利公园（Victory Park）”，然而规模顶多算是个街心花园。空地正中耸立着一座巨型青铜利剑造型纪念碑，锋刃深深插入土中；周围一圈石碑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人名，想必是烈士的名录。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妇，正捧着一束白玫瑰，将它们一支支轻轻放在石碑上，自己早已泣不成声。也许石碑上的那些人名里，就有她的丈夫或儿子吧。
纪念碑正前方的“最佳观礼区”留给官方特邀嘉宾。他们整齐排列着，大多都是穿着苏联风格军服的老兵，而中间穿插的那几个头戴黑帽，身着长袍的宗教领袖则显得十分另类。和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一样，东正教也是阿布哈兹最主流的宗教。然而在这个长期经历战争之苦的地方，显然战士的地位要比教士高得多。阿布哈兹历史学家斯坦尼斯拉夫·拉科巴曾对这里居民的信仰有过一个戏谑却精辟的总结——“80％基督徒，20％穆斯林和100％异教徒”。
身旁的大叔拍拍端着相机的我，指着那个正跟嘉宾挨个握手的人：“总统。”
劳尔·朱姆科维奇·哈吉姆巴，这位20多万阿布哈兹人的领袖，矮个，高鼻梁，拥有一张典型高加索人的脸庞，虽已是一头白发，脸上却看不出什么皱纹。跟普京一样，他也曾是前苏联“克格勃”的成员——也许正是那段经历，才让他在之后的2019年选举中成功对最大的竞争对手下毒，令其退出选举（尽管投毒之罪从未被证实，但因此胜选的他，的确因这个丑闻而最终在2020年辞职）。
是日，他身着一套藏蓝色西服，似乎尽力想让自己拥有匹配总统的威严。然而跟那些昂首挺胸，胸前军功章闪耀夺目的老兵比起来，这种气势无疑还是弱了许多。
随着他在纪念碑前就位，整场庆典也正式宣告开始。我注意到那个和哈吉姆巴并肩站立的男人，竟是“德涅斯特河沿岸（Transnistria）”的“总统”克拉斯诺谢利斯基。
我之所以对他印象深刻，是因为前日刚在苏呼米街头的纪念品商店见过那里的“国旗”——在一件印有9面旗帜的纪念品T恤上。除了正中的阿布哈兹“国旗”，其余8面分别来自所有承认阿布哈兹的国家。也许在这样一个几乎不被世界承认的“国家”，领导者最渴望的莫过于“国际认同”吧。只是讽刺的是，其中的瓦努阿图和图瓦卢两国，分别早在2013和2014年就撤回了承认。
T恤上的旗帜里除了“德涅斯特河沿岸”，还有“南奥赛梯”——它们都跟阿布哈兹相似，同为不被国际承认的争议地区。有趣的是，早在2009年就承认阿布哈兹的“阿尔札赫共和国”（即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间争议的“纳卡”地区）则并未出现在T恤上，也许连阿布哈兹都不认为它是个国家吧——看来，同样是“不被承认的国家”，互相之间也是有鄙视链的。
不过很显然，阿布哈兹当局对“德涅斯特河沿岸”不仅毫无鄙视，甚至可谓礼遇有加：不仅把他们的旗帜印在T恤上，还邀请他们的“总统”来这里“共襄盛举”。这样的时空背景下，两个如此特殊“国家”的元首 ，并肩出现在这个不起眼的街心公园里，的确有种惺惺相惜的味道。
为了拍下他们的清晰影像，我不断向前挪步，不觉间已远离围观人群。当我意识到闯了大祸的时候，自己已突兀地站到了万众瞩目的会场中心，和“总统们”的距离只剩不足5米。然而无论是在场的军人警察，还是那些穿西装戴墨镜，像是保镖的壮汉们，似乎没有任何人有将我拉回去的意思。甚至哈吉姆巴“总统”也看到了我，可他只是微笑着冲我点点头，似乎在夸赞我的出现，让这场独立日庆典的“国际认可”又增添了不少。
我以为我一定是距离总统最近的游客了，然而一转头，竟发现有另一个（显然也是游客的）亚洲人比我还疯狂，他甚至直接站到了总统正前方纪念碑的环廊上拍照。作为除他以外在场仅有的亚洲脸孔，他显然也看见了我，索性直接走到我身旁来打招呼。他说他叫桥本，是日本的学生，这次是专程来看阿布哈兹的“独立日”。
仪仗兵们排成纵队，两两一组，捧着硕大的花篮向纪念碑走去。两位“总统”紧随花篮之后，向烈士们鞠躬致意。汇集了上千人的嘈杂现场，一时间突然沉寂下来，耳畔只余仪仗兵皮靴踏出的整齐步伐声。远处，我看见一位头戴大檐帽的老兵正悄悄掏出手帕，拭去自己夺眶而出的泪水。
演出，焰火，与阿布哈兹不堪回首的过往
若不是因为好奇，把收到的一条俄语短信翻译过来，我们差点错过了傍晚在“国家歌剧院”上演的文艺演出。对这样一个只有20多万人口的地方而言，即便免费入场，即便演出的消息群发到了全国每一个手机用户，即便我们到达时演出已经开始了，还是足以轻易觅得一个不错的观赏位置。
然而整场演出的水准，我不得不说，完全不像是一个只有20多万人口的地方。戴着毡帽的男人，穿着马靴的女人，伴着欢快的乐曲，在这狭小的剧院里贡献了一场令人惊叹的精彩演出。他们的服饰显然源自过去阿布哈兹人的日常穿着，就像一群在高加索山区劳作了一天的牧民，在酒精与音乐的催化下翩翩起舞。
“能歌善舞”仿佛是阿布哈兹人的一种民族性。当地最著名作家法齐尔·伊斯坎德（Fazil Iskander）的代表作《切格姆的桑德罗（Sandro of Chegem）》中，主人公“桑德罗叔叔”就是歌舞团的一名业余舞者。事实上，眼前的这些舞者也都是业余的，阿布哈兹的歌舞团中几乎不存在全职演员。
演出结束，焰火表演随即开始。那座废弃的游船码头化身成为焰火发射场，围观人群挤满了海边狭窄的道路，他们伴随着焰火绽放的节奏，齐声高喊着“阿布哈兹！阿布哈兹！”儿童稚嫩的嗓音与老者已有些沙哑的声音，夹杂在一起，响彻在这座黑海之滨饱经战火摧残的城市。我相信，任何一个亲历此情此景的人，都难免会为之动容，会想要为阿布哈兹今日之“独立”而喝彩。
然而他们欢庆的“独立”，那段过往却也许并不如这焰火一样光彩。几百年来，阿布哈兹一直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尤其是苏联时期，在当年政策的鼓励下，大量格鲁吉亚人，俄罗斯人，甚至是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都移居到这里。80年代末，苏联解体前夜的阿布哈兹，人口最多的族群并非阿布哈兹人，而是格鲁吉亚人——近25万的人口总数，是同时期阿布哈兹人的近3倍。
然而格鲁吉亚人在阿布哈兹的数量优势却并没能持续太久。在1992-1993年的内战中，格鲁吉亚军队遵守停火协议撤出了苏呼米，然而留下的格鲁吉亚平民，却因此成了一些狂热的阿布哈兹暴徒袭击甚至杀害的对象。在无名怒火煽动下，暴力冲突不断升级，曾经的“度假天堂”苏呼米变成了无数抢劫、强奸和谋杀的地狱。最后，甚至连“没有积极杀戮格鲁吉亚人”的阿布哈兹人，也成了暴徒们的目标。
惊慌失措的格鲁吉亚人只有逃离家园，然而沿海的公路早已封锁，他们只能冒着深秋的严寒翻越风雪交加的高加索山脉。当年一篇报导描述了那时的惨状：“难民被困山中长达几星期，不断被雨雪袭击，常常几十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山屋中御寒，甚至有人只能在四处漏风的破旧苏联汽车里露营。”而即使是那些成功到达格鲁吉亚控制区的人，也往往因为被怀疑“其中夹杂着阿布哈兹间谍”，而被格鲁吉亚守军拒之门外。
这场冲突的结果是，5000多名平民死于非命，超过25万格鲁吉亚人被迫流离失所。阿布哈兹的格鲁吉亚人从战前的25万锐减到如今的几千人（大多是之前与阿布哈兹人通婚的人）。对那些几乎全部由格鲁吉亚人组成的村镇（如靠近边境的那座加里镇，曾经98%居民都是格鲁吉亚人），在这场劫难后几乎都沦为鬼城。而前往苏呼米路上看到的那些民居废墟，很多并非只是因为毁于战火，更是因为废墟太多，留下的人口太少，实在没有修复的价值。
而对那些居住在格鲁吉亚其它地区的阿布哈兹人来说，几乎一模一样的灾难也降临在他们头上。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这两个一起生活了上千年，甚至有着共同信仰的兄弟民族，从此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也许是因为阿布哈兹“没有石油”，跟海湾战争几乎同时期的这场严重人道危机却被当时的西方媒体选择“集体忽略”，只有一些俄罗斯的媒体在报导。时至今日，知晓这段历史的人依旧不多。
第二天，我在Facebook刷到了桥本刚上传的照片：穿着蓝色条纹T恤，一脸稚气的他，却跟西装革履的哈吉姆巴“总统”并排站立，用最标准的姿势握着手，俨然是两位国家元首在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
只有悔恨，我为什么没在仪式结束后，也再多停留一会啊。
本文首发于《看世界》杂志2021.2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