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阿布哈兹系列游记中的一部分,首发于《孤独星球》中文杂志2022年9月号。
里察湖一日游
对没开车的我们而言,快速浏览阿布哈兹这样一个闭塞又交通不便地区的最好方式莫过于参加“一日游”。招揽客人的摊位就摆在市中心的老码头旁,价格低得令人咂舌——包含全部车费、门票与导游费用,每人只要大约90块人民币。
在一车俄罗斯游客里找到会讲英语的人显然要容易得多,很快,我就在车上找到了愿意将导游的俄语一句句翻译给我听的人,来自莫斯科的大学生阿廖沙。他告诉我,自己和朋友们已在海边的度假酒店里躺了整整一星期,每天昼伏夜出,去酒吧豪饮着比俄罗斯还便宜的廉价酒精,不醉不归。“我有点腻了。来一趟,总得出来转转吧。”
昏昏沉沉的一路,车行在高加索山脉自海岸隆起的山腰,下方岸边,偶尔会掠过某一座死气沉沉,近乎废墟的小镇。导游不厌其烦讲着也许你在每个旅行团都会听到的烂笑话:“我们阿布哈兹人很懒,但我们的景色却是世界上最美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在分配土地的时候,我们的祖先睡着了。后来上帝只好把准备留给自己的土地分给了我们阿布哈兹人,自己搬去了天堂。”
乘客一阵哄笑。然而在我看来,上帝对阿布哈兹人最大的恩惠(如果有的话),一定是把他们“分配”在紧靠俄罗斯的地方。如今,俄罗斯不仅派兵保障着阿布哈兹的“独立”,甚至还慷慨负担了当地七成的财政支出。而作为阿布哈兹几乎唯一的产业,俄罗斯游客对阿布哈兹旅游业的贡献比例超过98%。小小的阿布哈兹,竟常年位列俄罗斯人访问最多的境外旅行目的地。一项惊人的数据是:即便在疫情肆虐的2020年,也有超过280万人次俄罗斯游客访问了这里。
车停在高加索山间的一座葡萄酒庄,店家已摆好了一桌子美酒与奶酪迎接我们。没有想象中的强制消费,只有店家殷勤地不断向游客喝光的免费试饮杯中续着杯。我看到阿廖沙至少加了三次酒,一饮而尽后满意地抹抹嘴角,空着手回到车上。掏钱买酒的游客并不多,且大多是团中的中老年人。
接着又是一家蜂蜜作坊,小房子造型的蜂巢整齐排布在草坪中,充满艺术气息。你甚至还可以打开木头做的小门,透过玻璃观察其中忙碌的蜜蜂们。然而在这里,一模一样的“霸王餐”场面又重复了一次。我忍不住悄悄问导游,你们收费这么便宜,又没什么人购物,真能赚钱吗?
“竞争太激烈了。”他有些无奈地耸耸肩,“阿布哈兹有200间旅行社,收费贵了,他们就会去找别人。”
当天最主要的行程,也是大多数游客此行的目的,是高加索山脉深处,距俄罗斯边境只有2公里的里察湖(Lake Ritsa)。
就像很多著名的高山湖泊,被群山环抱的里察湖也透着一丝淡淡的翡翠光泽。导游说,若不是当天阴云蔽日,湖面的色彩会更加艳丽。10月初的高加索山南麓,秋天尚未正式开始,视线中的山体依旧是一片翠绿。小卖部出售的明信片上印着10月末的里察湖,五彩缤纷的秋色中,山峦起伏,碧水潆洄,倒真颇有几分九寨沟的气质。
这令人沉醉的湖光山色,我不知是否真如导游所言,是“上帝选择留给自己的地方”,但这里的确是斯大林选择留给自己的地方——他阿布哈兹度过人生最后几年假期的4座别墅中,其中一座正坐落在这山间湖畔。曾经坐拥全世界幅员最辽阔国家的领袖,为何独独会选择这里作为最终的栖身之所?
不过我很确定,并不是每个莫斯科来的人都会爱上这里。回程路上,我问阿廖沙,里察湖好玩吗?“跟度假酒店一样无聊。”他摇着头,一脸的愤懑。
探秘“人兽杂交试验场”
茂密的树丛中,一块锈迹斑斑的铁牌上,用俄语和英语写着“阿布哈兹科学院,实验病理学与治疗研究所”,牌子正中则是一只既像狮子又像猩猩的奇怪动物头像。这里位于阿布哈兹市郊的山坡上,说是市郊,其实距离市中心那座部长会议大楼不过几百米,然而眼前的气氛,却像是完全换了一个地方。我看了眼地图,再次确认:这就是我要找的地方。
在阿布哈兹所有真真假假的都市传说中,最惊人也最引人好奇的莫过于“人兽杂交试验场”。1910年,俄国动物学家伊里亚·伊万诺夫在世界动物学家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用人工授精尝试人类与其它灵长类动物杂交。伊万诺夫是那个年代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动物学家之一,他曾用同一只种马的精液让500匹母马人工受孕,大大提高了繁殖效率。后来,他的兴趣转向了“异种杂交”,并成功实现了牛–羚羊,斑马–驴和斑马–马之间的杂交。这接连的成功,让他开始设想“人与动物间杂交”的可能性。
斑马和马尽管外貌相似,但染色体其实相差了18条之多。相比之下,人和黑猩猩的染色体只差2条,这让两个物种间的杂交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困难。然而限于资金和伦理上的质疑,伊万诺夫一直没有机会验证他的设想,直到“十月革命”爆发,曾经的沙俄帝国被苏联取代。对那个年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来说,“一切有助于提升国民素质和军队战斗力”的科学实验都值得尝试,让人类得到已在动植物中广泛验证的“杂种优势”当然包括其中。因此尽管始终遭到科学界激烈反对,但伊万诺夫还是得了资金支持,在1924年前往类人猿的聚居地几内亚(当年的法属西非),将他的设想付诸实践。
然而,相对简单的“用人类精子使黑猩猩怀孕”实验最终失败了,这使得伊万诺夫不得不尝试另一种可能:用黑猩猩的精子让人怀孕。显然,法国当局不会允许如此激进的实验,因此他不得不将实验场所搬回苏联。他从非洲带着20只黑猩猩回国,并最终将其中4只成功带到了苏联境内最温暖,也相对最适宜黑猩猩生存的阿布哈兹,绝密地开始了他可能会改变世界的新一轮实验。据说,甚至还有5位苏联女性“在科学的感召下”自愿参与其中。而他当年实验的地点,就是我正身处的这座研究所。
破碎的台阶通往一座典型苏联风格的二层小楼,淡黄色的外墙显然新近粉刷过,却依旧掩盖不住那股由内而外散发的破败潮气。地图显示,这里应该就是研究所的主楼。大门紧闭着,我无法判断这里是否仍在使用,只能听见远处传来的嘈杂动物叫声。我绕到侧面,发现声音竟是来自一座与主楼相连的,高达三层的巨型动物笼舍。
与翻修过的楼房主体相比,笼舍依旧维持着年久失修的原始状态,猴子们高高低低爬在锈蚀的铁栏杆上,可怜兮兮望着外面的“自由世界”,甚至争先恐后伸手向我讨食。即便按动物园标准,这里也远算不上整洁,更不必说严肃的科学实验场所了:笼舍内的瓷砖早已脱落,潮湿的墙壁上长满了恶心的青苔,而更让人无法忍受的则是扑面而来的阵阵恶臭,味道就像你在动物园中常闻到的那样,可浓烈程度却要强上至少十倍。我捏住鼻子靠近笼舍,仔细辨认其中的物种,却失望地发现,大部分都是生物实验中常见和恒河猴和狒狒,并没有哪怕一只“可能用来做人兽杂交实验的”黑猩猩。
主楼的侧门似乎只是虚掩着,我正准备悄悄推开一探究竟,却刚好撞上走出来的中年女人。她挎着一只女包,显然正要下班回家,光鲜的衣着与周围的破败形成了奇异的反差。我指了指黑洞洞的走廊,意思是:可以参观吗?“Ticket. (买票)”她冷冰冰地说。
可当我递上250卢布(约25人民币)门票钱,她却转身就将大门锁了起来。无论我怎样示意“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参观”,她只是不耐烦地重复“No”,随即钻进旁边停着的崭新SUV,一脚油门绝尘而去。我低头端详那张她刚卖给我的门票,才意识到被骗了:这只是一张参观室外猴舍的门票,研究所从来就不在开放范围内。这群可怜的猴子,生存条件如此恶劣不说,居然还被他们用作牟利的工具!
猴舍并没有太多好看的,我只好继续回忆读过的“人兽杂交”实验史,希望从中可以找出能印证的蛛丝马迹。根据前苏联的解密档案,伊万诺夫来到阿布哈兹之后的经历只能用“悲惨”来形容:他历尽千辛万苦带回的四只黑猩猩,大概因为水土不服,最终只有一只顺利长到性成熟的年龄。而就当他准备采集它的精液注入女志愿者体内时,这只被寄予了全部期望的猩猩,却突然因脑溢血而撒手西去。
3年后的1930年,新一批黑猩猩终于抵达。然而就当伊万诺夫踌躇满志准备继续实验时,他却因激进的学术观点而成为当年苏联“大清洗”的牺牲品,并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直到两年后去世,他再也没有机会继续他的实验。伊万诺夫死后,他的人兽杂交试验场并没有关闭,而是以“动物实验医学研究所”的名义继续运作。如今的研究所正门前,锈迹斑斑的巨大狒狒雕像底部基座上铭刻着那段历史:“通过灵长类动物实验,我们消灭了脊髓灰质炎、黄热病、斑疹伤寒、脑炎、天花、肝炎和其它许多人类疾病。”
除了主楼和猴舍,周边还分布着大大小小若干座建筑,然而它们如今全都是一副几近废弃的样子,有些还甚至残留着战争时期的弹孔。我试着踩着主楼外立面的腰线爬上唯一打开的窗前,将相机从铁栏杆的缝隙中伸进去。拍下的照片令我大吃一惊:整个房间就像一座被遗忘已久垃圾场。试管,试剂瓶,实验仪器杂乱无章堆放在覆满尘土的老式木地板上,其中甚至还夹杂着明显是苏联时期风格的包装纸盒。再细看,门外的走廊中也是如此杂乱的景象。这样的地方,怎么可能是刚刚那个穿名牌,开豪车的女人工作的场所?
下山路上,我反复仔细查看刚拍下的那张室内照片,没想到,真的发现了一处巨大疑点:墙壁上齐腰高的位置,相隔约一米多,平行分布着两个老式电源插座。没错,这就像是老式双人病房的设置!两个插座应该分别位于曾经两张病床的床头,之间的距离刚好是一张病床和一只床头柜的宽度!
根据主楼后门上方的标记,这座楼始建于1966年,也就是研究所早已转为进行纯粹动物实验的年代,那么为什么还要在楼内设置供人类使用的病房呢?联想到网上有人宣称,在冷战期间,苏联为了打造能够战胜美国的“秘密武器”,曾继续在这里进行着人兽杂交的尝试。然而,这些传言背后的真相,也许已是永远淹没在历史的滚滚大潮中了吧。
尾声
跟Rauf最后一次把酒言欢。我问这个拥有俄罗斯护照的阿布哈兹人,怎样看待俄罗斯,这个已经全面渗透在阿布哈兹人生活中的国家?
“当然,我们需要他们,时刻都需要,毫无疑问。”他顿了顿,饮下一口俄罗斯标准(Russian Standard)牌伏特加,“但如果俄罗斯想把我们变成另一个克里米亚,我相信,阿布哈兹人会让他们见识到另一个车臣。”
车臣,这位高加索山另一侧的邻居,尽管拥有与阿布哈兹人截然不同的宗教信仰,但似乎并不妨碍他们的“抗争史”成为阿布哈兹人的榜样。让人不由想起沙俄将军格里戈里·菲利普森,在1852年率领军队占领阿布哈兹后的那句抱怨:“我们虽然占领了阿布哈兹,但我们却没办法真正统治它。”这种情形,跟今日阿布哈兹何其相像。
第二天一早,John执意开车送我们去车站,一大家子人都出来送行。依次拥抱告别后,John有些不好意思地问,能否请我们翻译一下“他车上的中文”。他的车上怎么会有中文?看了一眼后,我恍然大悟:那只是些日文。他开的是是辆日本右舵二手车,低廉的价格使其在前苏联地区很受欢迎。
生活在欧亚边缘的阿布哈兹人,对遥远的东亚和它背后的文化,无疑都只会有模糊的概念。可阿布哈兹,格鲁吉亚,高加索……这些遥远的地名,对我们来说又何尝不是呢?
坐在车上,我最后一次看到苏呼米的街景从眼前流过。苏联时代留下的巨大壁画依旧醒目,然而就在隔壁的的房子上,却挂着阿布哈兹第一任“总统”,被誉为“阿布哈兹国父”的阿尔津巴(Vladislav Ardzinba)的巨幅照片,一旁写着“阿布哈兹万岁”。
这次,我们终于赶上了直达边境的大巴车。车上堆满了过境旅客的大包小包,其中大多都是要拿去边境另一边出售的货品。即便阿布哈兹早已沉入分裂的深渊,但因古里河两岸的居民却依旧在延续着他们的日常交流,就像过去几千年一直在进行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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